少年远征 一生“长征”

1934年11月16日，大别山的风已经带了“刀子”。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，村口那棵古银杏树下，红二十五军近三千名将士集结完毕。军长程子华、军政委吴焕先、副军长徐海东站在队伍前，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的面孔。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不到18岁，许多战士只有十四五岁，被称为“娃娃军”，可就是这些“娃娃”，即将开启一场远征。

15岁的金寨人吴国璋站在队列里。他的父亲被土匪杀害，母亲改嫁，无依无靠的他9岁起给地主放牛，饱受欺凌，12岁就参加了红军，从此红军队伍就是他的家。身旁是比他大一岁的金寨老乡们：程明、吴伟、徐兴华，三人虽仅16岁，却是红二十五军的“老兵”了。

“同志们！”吴焕先政委的声音在银杏树间回荡，“党中央指示我们从鄂豫皖出发，北上抗日！路很远，仗很多，苦很大——但我们是红军战士，怕不怕？”

“不怕！”近三千个声音汇成一声惊雷。银杏树在风中沙沙作响，仿佛在为这些少年送行。

红二十五军出发了，往西，往北。没人知道走多远，也没人知道还回不回得来，那熟悉的大别山向他们挥手道别。队伍后面，总是尾随着一大一小两个身影，忽而近忽而远，若即若离——那是熊发龙、熊开先父子。父亲熊发龙是金寨桃岭人，原是一名理发匠，经常挑着理发担子，一头装着理发工具，一头装着年幼的儿子熊开先，走家串户给乡亲们理发。立夏节起义胜利后，家乡建立了革命政权，熊发龙担任乡苏维埃主席。1930年，他带着7岁的儿子参加红军游击队。后来，这支游击队编入红二十五军。长征出发前，部队考虑到熊开先才11岁，长途行军不方便，把父子俩列进了精简名单。熊发龙没吭声，拉着儿子的手，远远地跟在队伍后面走。此时，除了部队，他们已经无家可归。走了一天，又走了一天，部队首长回头看见父子俩还在，叹了口气，摆摆手道：“跟上吧。”

熊开先参军后就学习过吹号，此时，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司号员。他的号比他的胳膊粗，吹起来腮帮子鼓得像含了两个核桃。行军的时候号声传令，作战的时候号声提气。独树镇战斗中，天降大雪，战士们手冻得拉不开枪栓，敌人冲上来的时候，熊开先站在沟沿上吹冲锋号，号嘴粘在嘴唇上，一扯一层皮，他也没松口。别看熊开先年纪小，他的号声在庾家河战斗中救过人。那回部队被包围，通讯中断，命令传不下去，熊开先爬到一棵树上吹号，号声从树梢上飘出去，各连队听见号声才知道往哪个方向突围。子弹从他身边嗖嗖而过，父亲熊发龙在树底下仰着头喊：“兔崽子你给我下来！”他没下来，直到号吹完了才溜下树，裤子都磨破了。

程明、吴伟、徐兴华因为有文艺特长，均被编入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队，而这个宣传队只有5个人。宣传队的作用不可小觑。长征途中条件艰苦、战斗频繁，打仗时宣传队传播胜利消息，为部队鼓舞士气；宿营时，他们就刷写标语，为群众演出，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，争取老乡的支持。由于天气寒冷，饥寒交迫，吴伟在路上病倒了，烧得脸通红，嘴唇干得起白皮，怀里还死死搂着那杆跟他差不多高的步枪。“松手。”程明说。吴伟摇头，烧得迷糊了还嘟囔：“枪……我的枪……”程明没再多说，一把将枪从他怀里抽出来。吴伟猛地睁眼，挣扎着要抢，程明把枪往肩上一扛，另一只手摁住他脑门：“我替你扛着，烧退了，还你。”吴伟瞪了他半天，终于头一歪昏睡过去。程明把吴伟的枪扛了三天。第四天吴伟退烧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找程明要枪。程明把枪还给他，他接过来翻来覆去看了两遍，确认没磕着没碰着，才咧嘴笑了。程明骂他：“命都快没了还惦记枪。”吴伟说：“枪没了，命留着干啥。”

徐兴华也得了伤寒，烧得走不动路，一个年长的战友把他背上了路。他趴在战友肩膀上，迷迷糊糊地说：“我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。”两天后，烧退了，他又活蹦乱跳地跟在政治部后面写标语。徐兴华在政治部宣传队，不打仗的时候写标语、印传单，打仗的时候跟着卫生队抬担架。他后来在回忆里说，那时候他们宣传员每人拎一个石灰桶，走到哪写到哪，墙上一刷就是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”“北上抗日”。有个战士不识字，问他写的啥，他就念一遍，念完了，那个战士点点头，说：“那我不怕死了。”

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征途中的第一场恶仗。那一夜，程明险些没挺过去。敌人近万人，骑兵步兵都有，红二十五军不足3000人，被压在一条河沟里。天寒地冻，枪栓冻住了拉不开，战士们就用尿浇，用胸口焐。程明是宣传队的，本来不用上一线，但他把标语桶一扔，捡了一把大刀就冲上去。一仗打下来，程明胳膊上挨了一刀，血把半条袖子染红了。

长征出发不久便大雪纷飞，吴国璋穿着草鞋的双脚被冻伤了，脚趾头肿得像胡萝卜，袜子脱不下来，一扯连皮带肉。他从来不叫苦，找了块破布裹了裹，继续前行，始终没有掉队。走到陕北的时候，他的脚已溃烂不堪，有人管他叫“长征中的小英雄”，他听了只是笑笑。

后来，他又投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洪流中，继续英勇战斗，从营长打到团长，被称为“百战百胜的吴团长”。1950年，吴国璋与老家通了信，得知母亲还在世，正准备回家探望。可就在这时，朝鲜战争爆发了，他放弃了探亲的打算，毅然去了朝鲜，升任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。1951年10月6日，美军飞机投下的炸弹夺去了吴国璋的生命。他年仅32岁，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最年轻的军级干部。战友们在他的衣袋里只找到一张被鲜血浸透的账单，上面清楚地记录着他从志愿军后勤部门所借100元钱的开支情况，连几角几分都未遗漏。那个12岁参加红军的少年、15岁参加长征的“红小鬼”，有着20年军龄，生命却永远停在了32岁。他用生命践行了一名红军战士的初心。

走到陕北的时候，吴伟17岁，他出发时扛的那杆枪，到陕北时已经换了两杆——第一杆在独树镇打坏了，第二杆是在直罗镇战役中缴获的。1936年，美国记者斯诺到陕北采访，曾为他拍下一张珍贵的照片。照片上他还是个少年模样，抿紧嘴唇，目光直视镜头，双手背在身后，眼神坚定而又自信。程明胳膊上那道疤结了痂，留下一道月牙形的印子，他没事就摸摸，说这是“长征纪念章”。徐兴华的小牛皮箱里多了几张手抄的歌谱，一首是《长征歌》，一首是《十五月斗争歌》，他拿毛笔工工整整誊了不知多少遍，后来保存了50多年。

熊开先和父亲熊发龙都活着到了陕北。父子俩一个打仗，一个吹号，谁也没丢下谁。后来，父子二人先后回到家乡金寨的红军村休养。如今，熊开先的墓碑立在父亲墓前。“生前，你带我参军；身前，我为你站岗”，墓碑这一前一后的守望，无声诉说着这段父子共同长征的往事。

在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，吴伟参加了阅兵式，他带领第一步兵方队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，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。程明、吴伟和徐兴华后来都被授予军衔和功勋荣誉奖章。这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荣誉，也是党和人民给予他们的肯定，但他们深知，与革命征途中牺牲的千千万万个战友相比，自己又是幸运的，因此从不敢有丝毫骄傲和自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们毅然继续投身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。后来，程明参与人民空军建设，忘我工作，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；吴伟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，为维护祖国尊严和领土安全继续战斗；徐兴华从空军转业到地方，为东北地区的民航事业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。